1959 年，志愿军排长王兴复，为了爱情放弃国籍，留居朝鲜 22 年，1981 年重返故土，一进家乡就让在场乡亲愣住了。
1957年深秋的平壤郊区，霜降后的泥土硬得像铁。
志愿军排长王兴复蹲在田埂上，看着不远处那个瘦削的朝鲜女人。
她叫吴玉实，正弯腰搬着比她还高的水泥袋，单薄的衣衫被汗水浸透，贴在脊背上。
风吹起她额前的碎发，露出眼角一道浅浅的疤痕。
王兴复下意识摸了摸自己口袋里的压缩饼干，那是他省下半个月的口粮。
王兴复是辽宁海城人，19岁参军入朝。
战场上他敢抱着炸药包炸碉堡，子弹擦着头皮飞过时眼皮都不眨。
停战后在留守部队当排长，日子过得规律又枯燥。
直到那天去工地帮忙，看见吴玉实带着3岁女儿搬砖。
他才知道这个女人的丈夫死在前线，家里两个兄弟也战死了。
当晚他失眠了，脑海里全是她扛水泥时颤抖的肩膀。
部队有铁律，志愿军不得与朝鲜民众通婚。
王兴复把这份心思压在心底，只在干活时多帮她搭把手，分饭时悄悄把自己的那份推过去。
吴玉实不会说中文，他也不会朝鲜语，两人就用手势比划。
有时他比划半天，她突然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
那笑容像颗种子，在他心里发了芽。
1958年大部队撤退的命令下来时，王兴复在鸭绿江边的营地坐了整夜。
烟头扔了一地，火星明明灭灭，像他此刻乱糟糟的心。
一边是阔别八年的故土和白发爹娘，一边是这个让他心头发烫的女人和孩子。
天蒙蒙亮时，他用冻僵的手指在复员申请上写下名字。
那三个字比当年签生死状还重。
入籍那天，王兴复把志愿军的帽徽摘下来，揣进贴身口袋。
指尖反复摩挲着五角星的棱角，眼泪砸在文件上，洇开了墨迹。
他在朝鲜小学当校长，对着一群战争孤儿，把“为人民服务”讲得磕磕绊绊。
晚上就着煤油灯学朝鲜文，字典翻烂了好几本。
后来调去国营农场，他把东北老家的种地本事全使出来，带着老乡修水渠、改良土壤。
双手磨出的茧子，比握枪时还厚。
吴玉实是个实心眼的女人。
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做打糕，热乎地揣进他怀里。
晚上烧好热水给他泡脚，用蹩脚的中文说：“你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他们生了七个孩子，日子紧巴得像拉满的弓弦，却从没红过脸。
每月十五月圆夜，王兴复总会对着北方发呆。
大女儿问中国什么样，他想了半晌，只说出一句：“有比这里还香的大米饭。”
转身就去抹眼睛。
1967年他开始申请回国。
材料递了十一次，回信一次比一次薄。
有人劝他：“在朝鲜好好的，折腾啥？”
他梗着脖子说，我生是中国人，死也要埋自家地里。
这一等就是十四年。
1981年春，驻朝使馆的通知终于到了。
他攥着那张薄纸，手抖得厉害，对着吴玉实喊：“咱们能回家了！”
声音里全是哭腔。
那年秋天，他们坐上开往丹东的火车。
吴玉实穿上最艳的朝鲜裙装，七个孩子扒着车窗，叽叽喳喳像群麻雀。
车到海城站，王兴复刚迈出车门就愣住了。
记忆里的土路变成了柏油路，村口的老槐树不见了，连小时候爬过的土坡都平了。
乡亲们涌过来，先是集体沉默，接着有人小声嘀咕：“这是兴复吗？”
他头发花白，满脸褶子，穿着洗得发白的朝鲜中山装，说话带着浓重的朝鲜口音。
身后的吴玉实一身民族服饰，七个孩子高矮错落，好奇地打量着这片陌生的土地。
快步走到老母亲面前，刚喊了声“妈”，老人就哭着抱住他。
他积攒了22年的思念，全化作了滚烫的眼泪，砸在母亲的肩膀上，也砸在这片魂牵梦绕的黑土地上。
回国后他没向政府提任何要求。
靠着种地和教朝鲜语过日子，吴玉实则跟着邻居学做锅包肉、酸菜炖粉条。
几年下来，她的东北话比王兴复还说得好。
孩子们渐渐融入当地生活，有人参军，有人考上大学。
家里的相框里，左边是朝鲜的全家福，右边是中国的团圆照。
两张照片里的人，笑得一样憨实。
有人说他傻，为个女人放弃国籍，丢了军人身份。
可他心里清楚，有些选择无关对错，只关真心。
在朝鲜的二十二载光阴，他不是逃兵，而是用另一种方式延续着志愿军的使命。
那些修好的水渠还在灌溉农田，教过的学生早已成家立业。
当暮色笼罩辽东半岛，他常坐在院子里望着北方的星空。
星光洒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像极了当年鸭绿江边的篝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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